11年前，李澤湘資助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汪滔創立大疆，如今大疆無人機已經占據全球70%的市場份額，汪滔也成為全球無人機行業第一位億萬富翁。

　　20多年來，李澤湘一直在探索一條產學研結合培養科創人才的道路，只有這條路走通了，才有望破除卡脖子問題，抓住新的產業革命，培養出更多汪滔、更多大疆。

　　今年5月，李澤湘決定從香港科大停薪留職兩年，嘗試聯動產業界、資本和政府，建立一個全新的生態，用10年時間，頂起一個智能制造的平臺。在接受《知識分子》訪談時，他談到，這背后關鍵還是教育改革和人才培養的問題。

　　李澤湘是誰?

　　他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教授，也是大疆、固高兩家公司的董事長;他自己是連續創業者，也幫助學生創立了多家公司;他是香港X科技創業平臺聯合創辦人，也是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發起人，等等。

　　回顧20多年來他做的事和走的路，關鍵詞只有一個—— “產學研結合” ——懂的人都知道，這是一個知易行難的命題、中國科技界長期以來的痛點。

　　李澤湘從1992年到港科大，創辦自動化技術中心，這條路他在香港摸索了20年;1999年，他在深圳創辦固高公司，2004年與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合作，創辦控制與機電工程學科部，7年培養了350多個學生，這些學生后來辦了幾十家公司，算起來他在深圳的“產學研結合” 實踐也走過將近20年;最近的10年，他在東莞創立了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，孵化30多家初創企業。他還與廣東工業大學、東莞理工大學、長沙市等地方政府合作，建立機器人學院，培養產業界急需的高素質人才。

　　當然，這中間并非一帆風順，比如當年他曾參與南方科技大學的籌建，因無法贊同朱清時“喊口號”式的實驗，與另外兩名港科大教授憤而退出。

　　這20多年，李澤湘親身創業，以創新產業促進創新教育，以創新教育推動創新產業，試圖求解一條“產學研結合”的坦途。

　　從中興事件，到“我不是藥神”，核心技術、原創能力的欠缺已讓國人警醒。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，需要造就大量優秀人才，這時教育卻成了“卡脖子”的關鍵一環。如何革新教育造就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人才，最近，《知識分子》就此專訪了李澤湘教授。

　　? 李澤湘

　　巨大的人才缺口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大灣區要發展高科技產業，人才需求的狀況是怎樣的?

　　李澤湘 ：機器人產業，包括讓我們痛心的芯片產業，還有材料、生物醫藥等，我們有共識的戰略性新型產業至少有10個。要做這些產業，普通的、從學校里招的或者是工廠里現有的工人，干不了吧?我們需要的是1個頂50個的優秀工程師。那么我們做個測算，10個行業需要多少這樣的工程師。

　　香港或者深圳，要打造10個新興行業，如果每個行業有30家新創的公司，每個公司有30名優秀工程師，每年需要增加9000名;現在很多行業都要用新興技術，比如人工智能，機器人，假設每個行業只有50家公司要用這些技術，每家每年增加50個工程師計算，要2.5萬 (50*50*10) 名。整個大灣區，香港和東莞算一個單元，深圳一個單元，廣州一個單元，澳門等其他算一個單元，算下來總共需要優秀的工程師13.6萬人。

　　那么，創始人需要多少呢?如果30家初創企業，每家5個聯合創始人，加上部門負責人，要4000人。整個大灣區，每年需要1.6萬創始人，優秀工程師13.6萬人，這就是我們對人才的需求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這些創始人、優秀工程師，從哪來?

　　李澤湘： 現在看，從學校或者研究所出來的新型人才還比較少，希望今后能更有效地培養。

　　如果你是一名獵頭，那就看，哪些學校有理工科相關的專業?哪些學校是好學校?如果看QS (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) 的排名 (當然不絕對) ，前100名的學校，香港有4到5所;再看專業排名，計算機專業，香港排名前50的有5所;電子電氣工程系排前50的3所，排前100的5所。全球計算機科學家H指數排名，前1000名里，美國有600多人，中國29人 (包括香港、臺灣、內地) ，其中香港13人，港科大電機系50個老師有5個 IEEE Fellow 。在有影響的論文方面，大陸論文很多，進步也還快，但也就是全球的平均值，離香港、新加坡水平還很遠。

　　港科大最缺的一批人才，除了優秀工程師，是創始人。這樣的創始人在港科大的畢業生里占1%左右，如果按3%，大概45個人。香港加起來，才120個人。需求是1.6萬名創始人，但大灣區只能提供420名，能夠滿足的比例只有2.6%。

　　再來看優秀工程師。先以港科大計算機系為例，有多少優秀工程師可以用?估計1500人，加上港大、中文、理工，加起來6000多，真實的估計可能也就1000人。當然還有流入大灣區的內地學生，每年中國700萬大學生，理工350萬，假設5%能夠到大灣區，是17.5萬，這里面達到標準的估計只有5個百分點，這里就按20%算，也只有3.5萬。而實際需要的可能是13.6萬。缺口是巨大的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港科大創業的情況還是不錯的?

　　李澤湘 ：港科大出來創業的學生，也就1～2個百分點，斯坦福我估計有20%，還是有很大的距離。 卡耐基梅隆 我估計會有5%，這也是10年前才推動的，原來它研究做的不錯，但大部分科研成果沒在匹茲堡落地，學生都跑到硅谷去創業了，后來做了很多政策的調整，包括建立了很多基礎設施，現在匹茨堡落地的公司才多起來。

　　當然，港科大最近還不錯，這些年在新型產業領域還是創辦了一批公司。整個香港來講，有一批叫做“學院派”的創業者，因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都是新的，現有的很少，都是要從學校里面做基礎研究，培養人才出來。人工智能領域可以看到，開始有一批獨角獸出來。或者這樣講，這些新興力量，大家很少注意到，大部分還是在水下，5年之后，回頭看，這些應該是很重要的一批力量，在各個行業將是中國或者大灣區的領導力量。

　　覺醒的地方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松山湖機器人基地除了孵化，還進行人才的培養?

　　李澤湘 ：基地就是以培養人才，創業孵化來閉環，把產學研做到一體。我們和廣東工業大學，東莞理工合作辦機器人學院，培養最頂級的聯合創始人或者優秀工程師。我們每年大概有100名學生，經過3年培養，有30%能夠有創業能力，而且愿意創業。還有就是找好一些的其他學校的學生，邊創業，邊學習，基地這邊有40個團隊。

　　另外，大疆也在努力做人才培養，比如每年做 Robomaster (機甲大師) ，培養苗子。港科大也在進行改革，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不行，用新的模式培養，每年可以出30名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你和廣工、東莞理工合辦機器人學院，具體怎么做的?

　　李澤湘 ：我們從設計、機械、電子、計算機、數學，每個專業選一些學生，找了100個學生。然后，對每個專業的課程進行了重新的設計，引進了許多跨學科的項目課程，他們在一塊合作，動手做一些東西。前面兩年在本部，寒暑假在松山湖這邊，后面兩年全部時間都在這里。

　　這也是一個契機，也是從這個課程，我們思考很多問題，比如為什么那些傳統的授課方式學生不感興趣，我們該如何從興趣推動，引導學生主動去學。今年的大學生機器人比賽，之前不怎么受關注的東莞理工，拿了全國第三名，把廈門大學、哈工大都干掉了，這至少說明一些東西。會不會，必須要在實踐中體現出來，會考試不行，沒有用起來。工程師不做個東西出來，叫做工程師?但是我們這些年，醫生沒有動過刀子，士兵沒有打過槍，工程師沒有做過東西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還是很擔心老師的水平不過關，師資的問題如何解決?

　　李澤湘 ：這是非常大的問題。我們和學校都在積極推動。老師已經習慣了教了20，30年的講義，如果要他放棄這些東西，那對他激勵是不是夠?師資短缺的問題，現在的辦法一方面是培訓，我們在搞創業園的培訓課，大概有40、50個學生，一部分也是老師;另一方面，要用互聯網資源，把慕課用起來，加入到課程體系里面去，這些都需要一點點去解決。這些學生一定要通過創業的反饋，經過一段時間，才能知道原來的設計是不是達到要求，我們現在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地方政府也有意愿建立機器人學院?

　　李澤湘 ：長沙市政府看完松山湖基地以后，也想打造一個創新基地，已經有一年多了，其中一個部分也做了類似的機器人學院，效果還要評估。這里面有很多困難，比如說如果和雙一流的大學合辦的話，他有一套雙一流大學考核的指標，那學校就要兩邊兼顧，像拔河似的，我們要按新的模式來做，大學說還按原來的，這個是一個難點。

　　下午寧波市政府的人要來，寧波也要發展新產業，對我們的模式也很有興趣。寧波本地的學校，蠻認可我們的做法。我們也在做一些規劃，頂層的設計，怎么把課程整理好了以后，能夠推廣到這些地方，包括常州。我們把長沙做了一個升級版，包括南科大，又重新在談，每個項目都需要花很多精力和資源。

　　好在地方政府要發展這些高科技產業，有需求，有急迫感。之前完全靠招商引資，反正就那么幾個可以引的，外資來其實就是在這里生產，哪里更有利了 (如成本更低) ，又跑掉了，自己做是可以本土生長的。這不是招商引資，一過來，工廠一蓋，明天就好了，習慣了賺快錢，習慣了快速看到效果的可能覺得有些慢。但要做到有競爭力，要做對了，就要有耐心，前面4，5年投下去可能還沒效果，這也是一個挑戰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你從今年4月份從港科大停薪，主要想做什么?

　　李澤湘 ：現在我想做高端裝備和核心零部件的這個產業。全國有很多企業，包括機器人，數控機床，半導體設備，做各種不同設備的，或者核心部件的，做軟件的，他們等于是在一個沙漠里面長出的，要長大，挺不容易。我看能不能做一些梳理，把每個的問題找出來，比如有些是對接大的客戶困難的問題，如果你的行業客戶都是二、三流的客戶，不可能成為一流的設備廠商。我想幫助他們把發展的瓶頸理清楚，比如加些資本，在做這些事情。

　　要做這些就要靠基地，可能會建幾個基地。比如在珠三角，這里松山湖，加上深圳，是一個基地;在長三角，可能也會有一兩個基地。這些生態鏈的資源可以先聚焦到基地，從基地再到企業，那就比較方便了。最近主要在推動這些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除了突破高端裝備和核心零部件，我聽說你還準備辦中小學?

　　李澤湘 ：香港要發展科創產業，人才是個問題。大學也就是1%-2%的學生能創業。好多根本問題，實際上是在中學就出現了。今年香港的中學升大學考試，所有的狀元都想做律師、醫生、牙醫，讀商學院，愿意學理工科的為零。我們搞高科技，怎么辦?國內也是，優秀的學生都去商學院去了，這就是問題了。

　　愿意嘗試創業的學生，需要有很好的頭腦設置，需要很多在中學，甚至小學就有這樣的機會。這些創業的學生有什么特點呢?可能很小的時候就是小學機器人隊的，喜歡玩，這樣種下了種子，慢慢發芽，有機會就冒出來了。所以，我們在港科大旁邊計劃建一所STEAM的創新中學，把松山湖的資源注入到這所中學里面去。具體怎么去設計，包括土地、建筑、運營等都在做，政府還算蠻支持的。

　　傳統教育方式急需改革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你之前也嘗試直接進入內地高校，直接做一些教育的革新?

　　李澤湘 ：我在哈工大深研院做過，在南方科大起了個頭，然后就失敗了。

　　現在教育部也在推新工科，但是有難度。過去教育部推動的都是文章、獎、各種各樣的名頭，現在可能也意識到了，那套KPI與科技產業脫節，想要做新的。但是，就像一個火車已經高速行駛在軌道上，慣性很大，扭轉很困難。教育部推，主流的大學不少就是對付，流于口號。那些學校之間大家都叫著勁，誰要從KPI上稍微少幾分，別人就上去了，這是個問題。

　　目前的教育就是不同的階段做不同的事情，完全是分割的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以前的黃埔軍校不過是個三本、中專，讀書才讀個1年，2年，為什么那么有名?因為他們當學生的時候就開始打仗，一畢業就打惡仗，以學備戰，以戰促學，學戰結合。戰放在今天就是創新，創業。現在我們的大學生一畢業先要工作個十幾年，在職場學點東西，憑這個才去創業，而學校學的東西，都是不頂用的一些東西。“發展是第一要務、創新是第一動力、人才是第一資源”，不能把三句話分開，要一體化，既解決發展創新，革新產業，又要解決人才問題。

　　現在我們合作辦機器人學院，可能就像當年的改革，在邊緣地區，能夠有幾個試點，讓他們長出成果來，這樣其它學校突然之間發現，他們走的路是錯的，慢慢才能引起注意、改進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有沒有可能直接辦一所學校，而不用合作辦學?

　　李澤湘 ：現在無論是公辦，還是私立，都卡死了。好的生源，都進去了清華，北大，985、211。整個國家科研經費也形成個圈子，是相當大的利益群體，使得新的東西，難解決的問題不容易從頂層看到解決。美國的好學校大部分是私立的，如果沒有MIT，沒有斯坦福，會有今天的美國嗎?

　　這就涉及到我們國家的創新機制的設計怎么去做。現在國企的創新非常差，60%的資源產生30%的結果，可公立大學的創新，實際比國企還差。這樣大學的教育怎么才能好啊，就像前一段很多亢奮的不實的說法，很多錯誤的東西傳到上面去了，也就不知道問題是在哪里。

　　我們現在和地方的公立學校合作，相當于在旁邊做一個小的試點，這些試點做成了，就能影響更多。就像在港科大，汪滔他們出來做成了，后面的學生，至少實驗室的同樣的學生，都愿意跟著出來創業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汪滔是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?

　　李澤湘 ：對好學生，絕對不應該用傳統的帽子去戴。以前讀大學的時候，大學畢業是國家分配，個人就像個螺絲釘，現在那些觀念在市場經濟下已經完全瓦解，但我們現在還在用計劃經濟的東西來套今天的大學、學生、老師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我們的教育太單一模式了?

　　李澤湘 ：在我們的體系里面，絕大部分人是有一個常規的，標準的成長路線，好好讀書，然后出國，進國外的公司，對中國社會的改變有什么呢?他可能只是利用了社會資源。很多去了國外的，讀了書的，跟著大家一樣拿個綠卡，有個身份。他年輕回來也沒人理，國內只認帽子。你要是在國外哪個大學拿了教授，有個什么title, 國內給你弄個長江，千人什么的，我們一路都是戴帽子，這個才叫成功;不戴帽子，那就沒人認識你。包括地方政府，人才引進，也把高校的那套東西搬過去，要引進院士，千人，都是引進一些帽子，這些人做產業，難道比汪滔他們這些沒有帽子的強么?馬云有沒有帽子，馬化騰有沒有?沒有帽子也能夠做產業。

　　做成一些事情得有想法，你得敢做和大眾想法不一樣的東西，還得清楚一步步怎么去組織人去做，又沒資源，又沒帽子，讓別人至少跟著你去做，而且還能一步一步做成，做些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，不靠譜的事情。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失敗中摸索。我們的中小學、大學教育，不鼓勵這種人，沒有空間給這種人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我們的環境確實有值得改進的地方。

　　李澤湘 ：硅谷，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一樣，就是有一個擁抱失敗，容忍失敗，很寬容的環境。美國很多地方也想復制硅谷的成果，包括新澤西，當年有貝爾實驗室，有很多原創性的科技，有華爾街，有資本，有普林斯頓，有大學，也想做，卻沒成功，根源就是對失敗的容忍度不夠。你看華爾街，一個人某天要失敗了，第二天的信用度就沒了，它是以成功來聚集信用。但是硅谷寬容失敗，創業過，失敗過，別人反而愿意投資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你對教授創業有怎樣的建議?

　　李澤湘 ：不見得每個教授都適合自己去挑頭創業，因為創業花很多時間，但是教授對創業了解，對初創公司有過經歷，就能夠知道帶學生的時候怎么去引導學生，發現有創業潛力的學生，幫助他們，這個是很重要的。

　　比如，我原來在科大帶機器人隊伍，差不多每年都能發現一個團隊，20幾個學生，幫助他們起來創業;后來我沒教那門課了，另外一個老師，他再帶隊的時候，成績每年都很好，但再也沒有一個創業團隊從那出來。當學生有一些那種想法的時候，老師看不見，或者是需要一些鼓勵的時候，沒有得到應有的鼓勵。我們大量的有潛力的學生，在這個系統被抑制了，沒辦法去發揮;倒是那些成績好的，按傳統的標準來的，得到老師的鼓勵和認可，也得到了更多的資源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現在高校的技術轉化還有很多問題，比如儲健案、付林案?

　　李澤湘 ：要成為一流的學校，一定要有一流的政策。大學老師，學生創業，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政策，按照這個政策去做，不會有任何風險。世界一流，沒有一套一流的體制在那，就是口號。老師要么是濫用這個系統，要么是無章可循，一大段原罪在那里面。

　　港科大就很清楚，老師可以一天在外邊，收入多少不需要預先批準。學校的孵化器，學校會占點股份，3個點，30萬港幣封頂;卡耐基梅隆大學是5個點，200萬美金封頂。可國內，清華或者北大，有點像國企。我們沒有人去想，這些政策怎么才能理順。老師、學生去創業，去轉化，一直國家要推萬眾創新，大眾創業了，還是沒辦法，很容易說是國有資產的流失，寧愿把那些東西爛在窩里，也沒有人去冒險。這些障礙都需要頂層設計去破除。但是我們誰去做這個頂層設計?我們沒有部門去把這些問題好好解決。

　　《知識分子》 ：港科大確實在技術轉化方面限制很少。

　　李澤湘 ：港科大比較幸運，當時制定政策的是吳家瑋校長和王佑曾副校長。王佑曾原來是伯克利電機系系主任，是非常有名的學者，他的很多學生、公司都很有影響。他還是白宮科技辦公室的副主任，制定過美國的很多科技政策。他在港科大，把伯克利，斯坦福作為參考，同時做的更開放一些。港科大是3個點，30萬港幣封頂，學校占的很少，這就有利于項目走出去，老師在外邊做事情，都是蠻寬松的。而其它的香港的學校就有一定差距，操作起來就很麻煩，大家要不偷偷干，要不不去干。就像一個公司，一定要把產品的性能做到極致了，才能成功，而政策方面，如果不做好，就會出很多問題，所以，這也就是內地很多學校的問題。